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6年10月9日6版

杨贵走在修渠队伍前列。 河南省林州市纪委监委供图

杨贵（前排左三）与群众在一起。

红旗渠风光。 河南省林州市纪委监委供图

巍巍太行山，壮丽红旗渠。来到位于河南省林州市的红旗渠风景区，远看，叠嶂绵延，奇峰突兀；近观，渠水潺潺，沃野千里，共同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卷，与过去的“光岭秃山头”形成鲜明对比。沿着这条悬崖峭壁上的“人工天河”拾级而上，总干渠、分水岭、青年洞，每一处地标背后都铭记着一段峥嵘岁月。

人们感叹于红旗渠的壮观景象时，也更加怀念杨贵。杨贵担任林县县委书记期间，以“宁愿苦干，不愿苦熬”的勤政理念和“不能再让群众受苦”的责任担当，主持修建红旗渠，结束了林县“十年九旱、水贵如油”的历史，铸就了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红旗渠精神。

“只要是为人民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”

“咱林县，真苦寒，光秃山坡旱河滩。雨大冲得粮不收，雨少旱得籽不见。一年四季忙到头，吃了上碗没下碗。”这首当年流行的民谣，至今听来仍令人心酸，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林州人民饱受缺水之苦的艰难年代。

林州，原称林县，1994年1月撤县改市。这里地处河南西北部太行山麓，历史上是一个土薄石厚、水源奇缺的贫瘠山区。全县500多个行政村，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。90多万亩耕地，水浇地只有1万多亩，其他全是靠天吃饭，常是大旱绝收，小旱薄收。

水比油贵，不是笑话，它曾是当地百姓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痛。在山里，很多老百姓平时舍不得多用水，只有过年过节、走亲戚时才好好洗上一把手、一次脸。

1954年，杨贵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书记。上任第一件事，他就要亲手“摸一摸大自然的脾气”，向缺水开战。田间地头，崇山峻岭，河床古道，都成了杨贵的办公现场。县城正西十几公里有一座大山，山上有个村子叫四方垴。要想上到这里，途中需经“阎王鼻子”“鬼门关”“凉尸滩”“十二盘”，仅凭这几个地名，就知道山有多险，路有多难。

看到拄着拐杖、湿透衣背的杨贵和工作组人员，全村人就像过年一样喜庆。村上老人说，从记事起这是村里来的第一位“县官”。杨贵在村上调查了4天，帮助群众找出了种药材、养羊养猪、试种小麦等多种生产门路，还鼓励村干部要靠山吃山，吃山养山，组织群众，发展生产。

调研越深入，思路越清晰。杨贵发现，压在林县人民身上最大的阻碍是路和水。水是第一位。没有水，一切无从谈起。在后来几年，他带领全县人民挖掘地下水，蓄存天上水，修建了淇河渠、淅河渠等300多华里的支、干渠和曲山、千人泉等水库。一时间，缺水问题得到缓解。

然而，1959年的一场大旱，让林县缺水的日子又回到从前。县内四条河流干涸，建成的渠无水可引，老百姓又开始翻山越岭挑水吃。杨贵意识到，光靠“把天上水蓄起来，把地下水挖出来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县缺水的问题，必须另外杀出一条血路。经过考察、论证和研究，杨贵决心将山西平顺县境内的漳河水引入林县。

方案提出后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。有的说，工程可以搞，关键看国家能给多少钱。也有个别同志说，连续几年修渠建库，县里实在没钱了，咱们的腰也快累折了。言外之意，把担子交给下一任。杨贵理解大家的想法，毕竟苦日子、累日子过怕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些和老百姓的苦相比，又算什么呢！只要是为人民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

常委会上，杨贵提出三个问题：为什么修渠？靠谁修渠？怎样修渠？每一个都直戳大家心窝。经过讨论，班子最终达成了共识。

“但凡杨书记当时有一点私心、不担当，也不会有今天的红旗渠。”这是林州党员干部的一致共识。10年建设路，既漫长又艰难。作为主要决策者，杨贵经历了各种考验和压力。当时国家遇上经济困难，不少工程被叫停，他让大部分建渠民工下山，却冒着被撤职的风险留下少部分继续开凿青年洞，保证了工程持续进行。

“不考虑群众的最大利益，不考虑国家的困难，那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”

“既要敢想敢干，又要实事求是，不蛮干，讲科学。”60多年过去了，说起杨贵的为政理念，当地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依然津津乐道。

1960年2月11日，农历正月十五，引漳入林的开山炮打响，近4万名林县老百姓扛着铁镐、挑着扁担、推着小推车，浩浩荡荡上了太行山。

开工一个月，杨贵却发现不少问题。由于太过急于求成，对工程的艰巨性评估不足，70.6千米的渠线铺开后，几万人的队伍显得力不从心。战线太长，人员分散，无法统一指挥调度，群众找不到干部，技术员找不到施工点，很多关键部位、艰巨工程拿不下来。

杨贵后来回忆道：“由于技术员少，顾不过来，有的渠线开高了，有的错把渠底当成渠顶崩掉了，到处挖得像‘鸡窝坑’一样。”群众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消极情绪，“现在生活这么苦，还劈山挖渠，不如趁早收摊。”“这么大的工程就靠人力一锤一钎挖掘，猴年马月能成啊！”

不敢正视问题就没办法解决问题！在决定引漳入林命运的关键时刻，杨贵用坚定的党性和担当给老百姓吃下定心丸。在他的要求下，及时调整了施工部署，变全线出击为集中兵力打“歼灭战”，对总干渠采取“修一段，成一段，通水一段”的策略，让老百姓在一点点成就中看到希望。

轻轻翻开《关于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竣工总结》，耳畔仿佛响起林县人民不屈抗争、挑战自然的恢弘号角。报告中，有阶段性总结，也有剖析检讨。杨贵对暴露出的问题，不回避、不推诿，既分析症结，也拿出了对策。总结报告不长，但仅数据就列举了130多组。

“第一期工程建成，共斩断了45道山崖，搬掉了13座山垴，填平了58道沟壑，闯过了狼脸崖、老虎嘴、马崖峰、红石迪、石子山、风沙迪等有名的天险，钻透全长600余米的7个山洞，建筑8座大型渡槽和24个路拱桥等大小建筑物65座……”数字背后，是林县人民气吞山河的壮志、敢于吃苦的品质，更有万众一心的智慧和力量。

在杨贵的回忆录中，我曾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等上级表态，单靠上级物质上的支持，不考虑群众的最大利益，不考虑国家的困难，那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。”工程启动之初，就面临“三无一少”：一无技术、二无经验、三无材料，经济物资又短少。怎么办？杨贵知道，等靠要不可能，必须举全县之力迎难而上。

缺少炸药，就自行配制土炸药，仅这一项就节约资金140多万元。开展“向工具要劳力，与技术争时间，同时间赛跑”技术革新运动，发明了空中运输线、土罐车、土吊车、土铁轨，创造了明窑烧石灰、大炮爆破等施工方法。就连施工需要的大量抬筐，老百姓也是跑到山上割荆条自己编。培养的“土专家”“土技术员”，更是用脸盆、麻绳等简易工具创造出精准的水利奇迹。这些鲜活事例，都记录在《引漳战报》《红旗渠快报》上。

沿着干渠公路逶迤前行，潺潺水声不绝于耳。红旗渠廉政教育学院的同志告诉我，山里很多公路，也饱含着老书记的心血。当时，影响林县发展的另一障碍是路。专门修，没钱买石料。红旗渠启动后，杨贵就提出建议，以渠带路。一车车石碴废料，一转手变成了修路的宝贝，渠修成了，碴不见了，路也铺好了。

这里还有一个细节。总干渠第一期工程建成不久，杨贵主动与平顺县委协商，签订了《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》，将红旗渠占的土地、山坡、毁坏的树木，以及附近的河滩，全部作价买断。杨贵说，不能给后人留麻烦。这也是他的高瞻之处。

“与群众干在一起、吃在一起，心就会在一起”

红旗渠廉政教育学院内，两张老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。一张是在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伍中，杨贵和县委领导扛着镢头走在队伍最前列；另外一张，杨贵拉着架子车和老百姓在工地上拉石碴。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这困难，那困难，只要领导带头就不难。

施工中，遇到的难题一个接一个。杨贵宁愿眼前吃苦也要换来老百姓的长久幸福，宁愿自己受累也要把人民的事办好。他始终相信一个道理，话讲千遍，不如带头实干。与群众干在一起、吃在一起，心就会在一起。

杨贵晚年回忆起修建红旗渠的经历时，特别感激县委一班人对他的无私支持。他说，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，县委一班人真是铁了心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也是同事和他一起手挽手、肩并肩走到底。他知道，只要秉持公心，就能赢得人心，获得支持。

1990年底，林县原副县长马有金不幸去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杨贵一夜没合眼。在他的脑海里，老伙计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那段修渠的岁月。当时，马有金是工地总指挥，也是杨贵最坚定的支持者，他常年穿着一身粗布衣，每天与民工一起抡锤打钎。山洞狭窄，马有金是个大高个，在洞里只能跪着干活，一个班下来几乎都是被架着出来。红旗渠修了10年，马有金在工地上过了9个大年夜。

红旗渠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无私奉献的一座丰碑。有危险，党员干部上；有荣誉，领导骨干让。生活最难时，工地上五次调整伙食标准，党员越调越少，任务却越分越多。这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，也是红旗渠精神的鲜明特征。

1960年春，红旗渠首拦河坝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，95米的坝体只剩下10米宽的龙口尚未合龙。水流湍急，咆哮奔腾。为确保拦河坝顺利合龙，500多名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激流中，臂挽臂排起人墙，最终拦住了汹涌的河水。统计显示，为了修渠，林县50余万人口中，先后有30多万人上山劳动。

十万干群战太行，一渠清波撼天下。让杨贵引以为豪的是，红旗渠既是一条生命渠、幸福渠，也是一条廉洁渠、干净渠。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修建红旗渠十年，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、挥霍浪费的情况；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建渠物资……

红旗渠纪念馆内有一件特殊展品——一个贴有“收据”的炸药箱。破旧的木箱印证着共产党人的清正与自律。当年，由于施工紧迫，很多人长期吃住在工地，存放衣物成了问题。有人发现，工地上的废炸药箱是个宝贝，希望能配发给大家。尽管是废弃物，毕竟是公家的物品，分给私人，是不是违反纪律？

经过指挥部党委研究，决定可以用，每人限发一个，但必须作价购买，每一个作价七角五分，还要求使用者把收据贴到箱盖背面，以备随时检查。发现谁的箱盖背面没有收据，就以侵占公物论处。

行走在干渠岸边，每隔一段都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碑，上面清晰刻着不同村庄的名字。老一辈修渠人管它叫“责任界碑”。修渠时，杨贵就让县委提出明确要求，30年内哪个责任段出了问题，就由承建的公社、生产大队负责维修。直到今天，这些石碑仍是红旗渠永久的质量标记。

用纪律规范建渠，用监督落实责任，也是杨贵留给林州党员干部的宝贵财富。据当地纪委监委同志介绍，他们对修建红旗渠10年形成的“以上率下、公私分明、敢于较真、严于问责、群众监督”的廉洁理念进行了梳理，总结汇编出《红旗渠廉洁文化研究丛书》等，成为当地加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2018年4月10日，杨贵在北京去世。那一天，林州下起大雨，很多得知消息的老百姓聚集在红旗渠纪念馆前的广场上。在他们心里，老书记留下的不是一条渠，而是老百姓生的希望。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红旗渠精神，更是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。

斯人已逝，但这面飘扬在太行之巅的精神旗帜永远鲜艳，永远恢弘……（孙现富）